【民法典普法专栏】从《民法典》看紧急状态下订立的口头遗嘱的法律效力
口头遗嘱是指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，以口述形式所立的遗嘱。口头遗嘱是以口述形式来确定遗嘱人的意思表示，而非书面形式，且具有紧急性，口头遗嘱是遗嘱中的一种特殊情况，但由于口头遗嘱可能出现的造假情况较多，在司法实践中较易产生纠纷，在对其效力的认定上也存在一些争议。因此，有必要对口头遗嘱的效力及认定进行探讨。案例一：A女士与B先生共生育三个儿子，1989年B先生去世后，A女士一直轮流由三个儿子照顾赡养。B先生在世时，与A女士居住在其单位分配的位于C市D区的公房中。1996年该房屋实行房改，A女士支付全部购房款项，产权于2000年登记至自己名下。
三个儿子对A女士都非常孝顺，A女士性格要强，和大儿媳、小儿媳常有矛盾，又觉得二儿子生活负担很重，多次口头表示将C市D区的房屋留给二儿子继承。2014年，A女士去世，二儿子起诉至法院，要求按照A女士生前留下的口头遗嘱判令涉案房屋由自己继承。
案例二：谢某系某机关公务员，其妻早年去世，留有三子谢甲与谢乙、谢丙。谢某对大儿子谢甲最为疼爱，生前曾多次表示自己死亡后其房产归谢甲继承。
2016年7月1日，谢某心脏病突发，遂在医院留下口头遗嘱，表示其死后将自己的房产归大儿子谢甲所有，并找来医院的2名护士作证。同年7月2日至9日期间，谢某神智清醒、病情稳定。7月10日，谢某再次心脏病发作死亡。谢某过世后，谢甲与谢乙、谢丙为该房屋继承产生矛盾。
谢甲以谢某生前留有口头遗嘱为由向法院起诉，请求法院判决由其继承房屋，医院的2名护士出庭作证。被告谢乙、谢丙主张该房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。
以上案例系一起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继承纠纷，其争议焦点是口头遗嘱的效力认定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规定，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，可以立口头遗嘱。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。危急情况消除后，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，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（2021年1月1日失效）第十七条第五款之规定，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，可以立口头遗嘱。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。危急情况解除后，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，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。
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，有效的口头遗嘱应当具备以下四个要件：
（1）遗嘱人必须是处于危急情况。所谓危急情况，一般是指遗嘱人生命垂危、在战争中或者发生意外灾害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来不及或没有条件以其他方式设立遗嘱的情况。但上述口头遗嘱在危急情况解除后，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时，先前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；
(2)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；
(3)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，且见证人与继承关系当事人无利害关系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四十条规定，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：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；（二）继承人、受遗赠人；（三）与继承人、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。
(4)遗嘱人要以口述形式表示其处理遗产的真实意思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对口头遗嘱效力的认定要从口头遗嘱的四个要件上进行分析认定。关于举证责任的认定，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是否订立口头遗嘱，应当由主张该遗嘱继承的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。
关于口头遗嘱法律后果，如果不能证明口头遗嘱的存在，或者口头遗嘱无效的，则系争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，由被继承人的所有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。
案例一中，二儿子虽然主张A女士生前留有口头遗嘱，但并非是在遗嘱人突然病危或突遇险境下所立，除了自己的配偶外也没有其它人在场见证，法院无法对口头遗嘱真实性予以认可。
本案中不仅不符合口头遗嘱的前提条件，即使存在也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因而口头遗嘱无效。故本案涉案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均等分割。
案例二中，被继承人谢某虽然立有口头遗嘱，但由于其有条件和能力订立书面遗嘱或录音遗嘱，所以口头遗嘱依法无效。
从本案事实出发，谢某虽生前多次有过要将他的房屋由谢甲继承的意思表示，但始终未立书面遗嘱。根据2名护士的证人证言，被继承人谢某最后一次表示其将系争房屋由谢甲一人继承，是谢某于死亡前一周向两位证人陈述的。但谢某在去世前几天，神智清醒，病情稳定。在此期间，谢某完全有能力订立符合法律规定的书面或录音遗嘱。
因此，谢某在生前曾作的关于其去世后有关房屋的继承的表示，不符合《民法典》中关于口头遗嘱的形式要件。本案的房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，由被继承人的所有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。
口头遗嘱的订立四个要件缺一不可，不具备该四个要件的口头遗嘱会被认定为无效遗嘱。律师建议，上述口头遗嘱在危急情况解除后，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时，应该采取符合法律程序的多种形式及时订立遗嘱。
文章提供者：浙江嘉瑞成（乐清）律师事务所王秋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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